李維怡(刊於聲韻詩刊十月號)
中小學唸書時,中文科或文學課一定會把「寫作手法」和「主旨內容」分成兩種東西,讓人得出一種錯覺,就是形式與內容的截然二分。在這種語文教育下,很容易讓大家忘了,為何世上會有比喻與象徵這類修辭「手法」呢?它們除了是被教育制度從現實生活中割裂出來的「文學修辭手法」之外,在社會裡還擔任什麼角色呢?這裡篇幅有限,就稍舉兩例來談談這兩種修辭手法的社會性吧。
最老土的比喻系統為例:花-少女-摧花
比喻與象徵這兩種方式,都需要一個喻體和一個本體,就像最老土的方式:「那位少女像花一樣美麗。」花就是喻體,少女就是本體,兩者之間本無任何關係,可是用得多了,大家都很容易有約定俗成的理解,「花」與「少女」就被列為同一個系統的東西。於是,我們就有了像「摧花」這種辭彙。如果說「少女像花」算是關於少女或花的意義系統裡的正面,那麼「摧花」就應該算是這個系統裡的反面詞了。「摧花」可以有幾種意思:女性被性侵犯、女性遭毀容、女性被殺、或以上幾者之不同綜合體。可是,有一點是我們經常忽略的,在「摧花」的象徵修辭裡,包含了一種「被性侵犯」、「被毀容」與「被殺」之間的曖昩不明的等號,換句話說,當我們接受這種曖昩的同義性,也隱約代表我們一併接收了以下這種意識:「把女性的貞操和容貌,置放於與她的生命一樣,甚至更高的位置上。」
而在這一系統修辭遊戲中最有趣也最麻煩的是:當你對某人指出他使用「摧花」這個辭本身可能具備的不平等意識時,由於現代社會經常以男女平等作為一種主流的說法(說法當然不一定等於真實行為),於是,對方的第一反應很可能是:「沒有沒有!」再兇狠一點的反應可能是:「嘿,你上綱上線而已!」這就是說:「當我說『摧花』這個辭時,我並沒有主觀意識到要對女性不敬。」
正正因為,在喻體與本體之間,本來就沒有任何關係;再加上,「摧花」彷彿只是在描述某人所做的一個行為,本身彷彿沒有衝著女性主動進行攻擊的意思;再加上,在冷戰的歷史背景下,出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上綱上線」早已成為「獨裁政治下的惡劣老屈行為」的同義詞,而你又的確無法在喻體與本體之間,找出任何的「實際關聯」。因此,當對方說他的「主觀意識」沒有這樣想時,你好像難以再向他說什麼。
這,就是文化裡面,比喻和象徵的威力了。
我們不能忘記,我們所身處的文化環境和所使用的語言,都比我們古老許多,都在我們出世前就已形成了。正所謂「人老精,鬼老靈」,文化與語言,都比我們古老而狡黠許多。當你並不獨存於世界上,而是生活在人群之中,很難有人可以說自己完全沒有被社會文化影響或被社教化。
同時,談得上是一個社群的「文化」,就自然是這個社群的主流意識,包括道德倫理、正反概念、生活習慣等等;談得上是主流意識,在同一個社群當中自必存有非主流/邊緣意識。因此,文化並不是一個必然美麗和正面的辭,文化本身就必然具備壓抑性,問題只是,到底是從規訓著手進行壓抑,還是從懲罰著手進行壓迎,又或者,這個文化對邊緣是否存有包容,包容到什麼程度而已。
公私不明的隱喻:媽媽做衣裳的政改廣告
大家不知還記得否,去年香港政府大力推銷政改方案,一系列宣傳之中包含了一個媽媽做衣裳的廣告。故事大概是:女兒與同學在街上見到一件漂亮的禮服,同學說如果可以穿著來參加畢業晚會就好了,於是她回家草擬了一個自己心儀的禮服草圖,交給以做衣裳職業的母親。母親由於要為客人盡心服務,雖然買了布,卻一直未有空做她的禮服,而女兒回家看見布料臨到畢業晚會前一晚還未動工的樣子,非常不高興。直到要參加聚會那天清晨,女兒忽然見到一件基本上與她的草圖相似,但並不完全一樣的禮服掛在牆上。女兒非常高興,了解到媽媽是記得的,是愛自己的,而且衣服也很漂亮。廣告完結的口號是:「信任,讓夢想成真。請支持2010政制方案。」
這個廣告的目標很明顯,一開始播放時,雖然溫情洋溢但卻會讓觀眾摸不著頭腦,到出現了政改方案的口號,大家才如夢初醒。這是讓大家記住一個廣告的其中一種方法。廣告中的隱喻配對系統也很明顯:
禮服-政改方案
母親-政府
女兒-人民
母親忙於為客人服務(沒有空)-政府忙於為人民服務(沒有空)
母親最後挨通宵為女兒做禮服-政府了解人民需要,很辛苦趕出了一份政改方案
女兒不滿母親遲遲未動工(潛台詞:不體諒母親辛勞工作,不信任母親最後會把禮服製成)-人民不滿政府遲遲未動工(潛台詞:不體諒政府辛勞工作,不信任政府最後會把方案製成)
最後,最重要的兩個訊息:
1)女兒並未直接提出抗議,只是什麼都不做,暗地裡不信任母親,但最後如願以償-人民只要什麼都不做,不直接提出抗議,最後都會如願以償!
2)最後的禮服(政改方案),雖然與女兒(人民)草擬的有些許不同,但卻也是有著讓女兒尖叫的漂亮(讓人民尖叫的完美)!
所以,口號是:信任,讓夢想成真。
每個廣告都有自己的目標觀眾,不同意政府的人,當然不會理這個廣告,但信奉權威依然是我們的文化主流,更何況世上存有大量為人父母而對政改方案未有了解和未有意見之人。廣告中的情節,若脫離了政改方案這個主題,也可以單獨成為呼籲子女信任父母的廣告--喻體與本體本可毫無關係嘛。
這個廣告的陰險之處,在於其以隱喻的手法召喚一個雙重心理機制。第一重是召喚人民把自己置換成子女,把政府置換為父母;第二重是召喚為人父母者理解政府一種為人父母者的苦心,及被子女不信任但仍「忍辱負重」地為子女好的「寃屈」同盟。通過這兩重心理機制運作,很容易讓人不知不覺進入一種私人領域無限擴張/公共領域無限私人化的錯覺,以及一種帝制時期對政府的「父母官」想像。這個廣告要賣的政府方案,到底有什麼理念,什麼主要內容,你是不會知道的,但在你知道這一切之前,就叫你「信任,讓夢想成真」。有父母官的時代,就是所有人都是天子腳下的奴隸的時代,這個與民主概念相抵觸的潛台詞,雖然隱約存在,卻並不會宣之於口。
廣告和主流的政治宣傳,無非都是幾種類型:攻擊接受者自尊,製造匱乏感型/恐嚇型(同一系列政改方案的「交際舞原地踏舞」廣告);將接收者的公共生活、社會關係縮窄為個人生活的溫情型(上述的媽媽車衣廣告);以及引發虛榮,利誘型(最典型是有關瘦身美容,及一切奢侈品的廣告)。
文化藝術工作者與社會運動者的責任在哪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切造成不平等文化的循環再造機制,通常都依靠比喻和象徵來操作,把一些把沒有關係之物拉上曖昩關係,然後締造一種好/壞的簡單二元對立。簡單二元的最大的問題,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幼稚化,將人類複雜的面貌原子化、單一化,然後,透過製造英雄/惡魔的二分式來煽動人們的情緒。
文化藝術和社會運動都是關於人的真、善、美的工作,也是關於在既有世界提供的元素裡,嘗試創造出新形式的工作,或為彰顯邊緣的聲音。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自然也會去判斷什麼是美好,什麼是醜惡,否則就會變成是非不分了。問題是,中間的了解過程是怎樣的呢?推論的過程是什麼呢?判斷的標準是什麼呢?對事情的了解又有幾多呢?
我們要做的,是想辦法把千絲萬縷的問題以普及化的方式彰顯,還是把它們切手切腳地簡單化呢?對於需要在主流的符號網絡內尋求建構元素的比喻與象徵,我們又可如何對待呢?這一切都有待大家共同深思,共同嘗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