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來源日期：2011-09-23
阿倫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思考能否阻止人為惡
阿倫特在《思考與道德關切——致奧登》一文中寫道：“人們不能把平庸的惡歸因於罪犯特別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形態信念（艾希曼給阿倫特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一點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也不是難以理解的’。隨著審判斷斷續續地進行，她逐漸感到這個人的所有方面都是像一塊平板那樣難以形容地低級，沒有價值）。罪犯唯一的特點仍在於他有點異乎尋常的淺薄。無論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窮凶極惡，罪犯卻既不凶殘也不惡毒。人們從他的過去、從他在審判中以及警方的問訊中能發現的唯一的個性特點是一種不能思考的奇怪的狀況。”變得如此平庸的是不能去思考。不能思考正是艾希曼犯下的罪的名字。 用未能思考來描述大屠殺這種罪好像有些輕，但在阿倫特看來，不思考的結果就是屠殺。對這種明顯很天真的說法，人們的第一反應是，阿倫特高估了思考的力量，或者她對思考的描述是高度規范性的，不衕於反思、自言自語和不出聲的交談。實際上，阿倫特對艾希曼的控訴超出了這個人，覆蓋了一個曆史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真正的思考已經消失，結果反人類罪變得越來越是可以思考的。思考的降級與系統性的屠殺緊密相連。
康德說，愚蠢是由邪惡的心靈引起的，阿倫特認為這種說法不正確，因為無思和愚蠢比邪惡更普遍。不思考的人卻會犯罪，阿倫特在這里說的是一種特殊的思考，相當於自我良心的拷問。我們的判斷能力使我們不被感情或自私迷惑，不束縛於個別事例被包括於其中的標准或規則，相反，能通過判斷活動產生它自己的准則。少數拒絕跟納粹合作的人之所以有能力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敢於自己做出判斷。他們選擇了什么都不做，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繼續與自己和睦相處。當他們被逼迫去參與時，他們也就會選擇去死。他們拒絕去殺人，不是因為他們堅持不得殺人這一戒條，而是他們不願意與殺了人的自己相處。“道德行為似乎首先建基於人與他自己的交流。他一定不能因為自己出一個例外而與自己相矛盾，把自己置於一個他不得不鄙視自己的位置上。”不知道我和自己之間的對話的人，將不會介意與自己相矛盾，這意味著他不能或不願意敘述他所說的或所做的，他不會介意犯下什么罪行，既然他確信罪行在下一刻就會被忘記。在希特勒政權時代，受尊敬階層的全面道德崩潰使我們明白，在這種境況下，那些珍惜價值并堅持道德規范和標准的人是不可靠的：道德規范和標准能夠在一夜之間被改變，而留存下來的就只不過是那種總要堅持點兒什么的習慣。在這種境況下，可靠得多的則是那些懷疑者，并非因為懷疑主義是好的，而是因為他們習慣檢審事物并且自己做出決定。
艾希曼聲稱，在執行最終決定時，他是出於服從，他是在讀康德時引出服從這一道德准則的。可以想象，阿倫特在聽到這番話時會是多么震驚。他搆想和執行最終決定已經夠糟糕的了，說他那樣做、他服從納粹當局的命令是根據康德提出的道德准則就太過分了。在解釋他對康德道德哲學的理解時，他援引了“責任”這一概念。阿倫特寫道：“這令人憤怒，也令人無法理解，因為康德的道德哲學如此密切地與人的判斷力相關，而人的判斷力把盲目服從排除在外了。”
艾希曼在解釋他對康德的理解時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說“我談到康德時，我的意思是，我的意志的准則必須總是能夠普遍法則的准則”，但他又承認，在被指責執行最終決定的任務時，他停止了服從康德的准則，他不再是自己行為的主人，無法做出任何改變。
艾希曼在做出混亂的解釋時，重新組織了康德的絕對命令，說一個人的行動應該會得到元首的批准，或者他自己也會那樣做。阿倫特在報道中對此立刻做出了反駁：“康德肯定從來都不會這么說；相反，在他看來，每個人在開始行動時都是他自己的立法者。通過使用實踐理性，人們發現能夠也應該成為法則的准則。”
1963年，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區分了實踐理性和服從，7年后，她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開始了她的康德政治哲學講座。阿倫特的后期著作，包括她論述意願、判斷和責任的著作，都是正確地解讀康德哲學問題，反駁艾希曼的解釋，努力地從納粹的解讀中救回康德哲學。變得平庸的是對思考的攻擊。阿倫特相信，本來只有哲學能夠拯救那些遭到屠殺的人。人們需要哲學來阻止惡，因為哲學就是對作為思想能力的理性的訓練。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來源日期：2011-09-23
